贝币的演变

小编为您收集和整理了贝币的演变的相关文章：《海贝与贝币》，杨斌著、译，社科文献出版社2023年11月出版，541页，108.00元什么是历史？可以说，历史就是记录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走过的路程。书写历史的角度，可以有无穷多的变化，不过万变不离其

《海贝与贝币》，杨斌著、译，社科文献出版社2023年11月出版，541页，108.00元

一、“贝币世界”

让我们从书名中作为关键词的“海贝”与“贝币”开始对这部全球史新作的讨论。

“海贝”，在普通人的眼里，不过是海洋里出产的贝壳的泛称，按照生物学家的界定，海贝属于软体动物门腹足纲玉黍螺目宝螺科，一亿年前它们就已经出现在了地球上，比我们人类古老太多。海贝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海洋的浅水区，以藻类植物为食，其生活区域往往跟珊瑚礁密切相连。迄今发现的海贝品种超过两百五十种，从西印度洋的非洲东岸到东太平洋的加拉帕戈斯群岛，分布区域广阔，不同亚种有形态、体型上的明显差异。“贝币”，就是一度进入人类历史、作为货币使用的部分海贝。在两百多种海贝中，曾经扮演贝币角色的主要有两种，一是货贝（中文名为黄宝螺），另一种次要的是环纹货贝（中文称金环宝螺）。印度洋中的马尔代夫群岛是货贝最大的供应地。

印度尼西亚巴图岛出产的货贝（黄宝螺）

以十六世纪为界，这个“贝币世界”的历史分为前后两个阶段。此前，它的中心在孟加拉地区，从此地辐射周边。此后，欧洲人的殖民扩张，迅速改变了游戏规则。葡萄牙人、荷兰人、英国人相继闯入印度洋，占据了货币的源头——马尔代夫，货贝跟棉布、枪支等其他商品一起，被他们用来在西非购买黑奴，再贩运到美洲。西非取代了孟加拉，成为“贝币世界”供需网络的中心。作为贸易网络的重要一环，在大西洋另一边的美洲也吸纳了部分货贝。于是，这一来自印度洋的海洋生物真正实现了全球性的旅行。十八世纪是罪恶的海贝-黑奴贸易最为兴盛的时期，丹麦人、德国人、法国人也参与到竞争之中。到十九世纪初，由于欧洲各国相继禁止奴隶贸易，流入西非的货贝骤然跌落。不过，欧洲商人很快又在西非找到了黑奴的替代物——棕榈油，海贝贸易重新兴起。

在印度、东南亚、以及中国的云南，“贝币世界”的退缩过程各有地方特性。在印度，英国殖民统治者虽然不喜欢贝币，但是最初采取了承认和接受的实用主义态度，从1781年开始引入铜币，之后逐步用铜币取代了海贝，导致十九世纪贝币在印度持续贬值，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在东南亚，贝币的使用地区主要是邻近孟加拉的中南半岛西部，贝币和金银一起构成双重货贝制度，最终持续到十九世纪中叶。在中国的云南，由于海贝贸易中心转向西非引起的连锁反应，贝币的使用在十七世纪初已经出现明显衰减，加之晚明税收的白银货币化，以及明末清初大量铸造铜钱，贝币受到极大冲击，整体上到十七世纪中叶便消亡了，尽管此后作为小额零钱仍然继续存在了一个多世纪。

对影响“贝币世界”消逝的因素，杨斌先生更愿意强调的是全球格局的变动，他认为这是全球性的欧洲现代体系“吞噬”地方性的孟加拉贝币体系的结果。

二、“移步换景”

《海贝与贝币》的结构设计，以不同空间为顺序展开叙述，移步换景，逐一描述它们在“贝币世界”的历史变迁中有过何种表现。

杨斌先生早年以“世界史中的云南”为主题完成博士论文，对云南历史特性的深刻理解无疑构成了他的研究中扎实的基础。关于云南的贝币（第五章），他主张，云南的贝币制度实行于九至十七世纪，在此之前，被汉武帝征服的滇国所遗留的海贝，仅仅是上层统治者的财富，而非社会流通的货币。海贝在云南作为货币使用，是“贝币世界”从孟加拉到东南亚、再到云南的延伸过程的结果。贝币之所以能够沿着这一路径北上进入云南，关键原因当如学者江应樑的分析，云南盛行贝币，是因为这里长期缺乏铜钱。

先秦中国的海贝（第六章），这个话题可能是本书引起中文读者强烈兴趣的部分，不过就从马尔代夫出发的“贝币世界”而言，这又像是一个多余的部分，因为先秦在时间上远远早于形成“贝币世界”的四世纪。杨斌先生的具体看法，暂且按下不表。我们接着看“贝币世界”的另一个区域——西非。

西非贝币区域（第七章），距离印度洋是如此的遥远，让读者产生深刻印象。关于贝币在西非的缘起，因为缺少证据，成了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困难问题，亦即，或者是海贝贸易促成了西非以此作为货币，或者是西非先以海贝为货币，进而寻找新的货源而促成了海贝贸易。杨斌先生采取的是相对稳妥的论述策略，仅仅为读者描述海贝贸易可能的路线图和时间表。红海、波斯湾是地中海-印度洋贸易的传统通道，马尔代夫的海贝跟其他商品一起，首先来到地中海世界，进而利用驼队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商路（开辟于八世纪），或者绕道走海路，抵达西非。埃及、北非、乃至地中海西部的港口，都可能是海贝的转运站。十四世纪初的阿拉伯文献明确记载了西非人使用海贝完成买卖，而贝币体系的发端可能在更早的十一世纪。至此，杨斌先生为读者勾勒出了一个通过贸易网络勾连起来的“贝币世界”：中心在马尔代夫和孟加拉，东至泰国和马来半岛，北至中国的云南，西部还有西非这块飞地。

西非班贝拉王国的贝币（1796年采集）

在这个以贝币为中心的故事里，1500-1900年，这四百年上演了最波澜壮阔的一幕。随着欧洲人的殖民扩张进程，马尔代夫的货贝开辟了新的海上通路，绕过好望角，进入大西洋，除了输送到西非之外，还抵达了欧洲和北美。使用贝币的区域并没有扩大，但是，与此相关的海贝贸易大大扩张，影响遍及世界不同的角落，这是一个真正具有全球性的历史现象。不过，因为《海贝与贝币》“移步换景”式的结构安排，这个现象被分在了两个章节里分别讲述，即西非（第七章）、北美（第八章）。尽管所费笔墨在全书之中占比不多，但是欧洲殖民者从事海贝贸易的跌宕起伏、转折变化、交易细节等内容都有细致刻画，这当然是受益于欧美学者在相关问题上的深厚积累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海贝-黑奴贸易的兴盛，促使西非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强大政权——达荷美王国。这个国家军事机器的运转，完全依赖海外输入的巨额海贝。

西非-北美-欧洲之间的三角贸易，在世界性的殖民贸易网络之中，无疑是关键的一部分。销往西非的海贝，跟其他商品一起，沿着三角贸易的路线流转，其中有一部分“沉淀”在了北美殖民地。在独立战争之后的一段时间，美国商人直接参与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，为此运输了大量海贝到北美。在我看来，这并不是一个相对不重要的细节。如果换一种写法，也许可以考虑，以欧洲商人为主线，描述一幅1500年以后世界性的海贝贸易图景，亦即：以太平洋的苏禄群岛为东端的起点，经过印度洋中的马尔代夫以及东非海岸，绕过好望角到达大西洋中的西非海岸，进而延伸到欧洲和北美，将世界不同地方的人群和社会串联起一起。

三、“贝币世界”只有一个吗？

新几内亚岛是太平洋诸岛中使用贝币的典型区域。岛上居民分散为若干个经济相对自足的群体，有多种贝币使用方式，甚至毗邻的两个社会群体（如美尔帕人和恩加人）使用同一种珍珠贝，却赋予它不同的含义。既有像卡帕库人这样，广泛使用货贝作为货币的社会，也有其他的社会对贝币毫无兴趣。贝币在太平洋诸岛的差异化表现，反映了当地社会的发展程度较低，经济活动的规模与亚非欧大陆不可同日而语。因而，毫不意外的是，随着欧洲人的到来，大量海贝进口，当地社会秩序的运转受到了严重威胁，尽管勉力维持，难以避免衰退、终结的命运。

在北美洲，贝壳货币在不同区域的印第安人社会扮演了重要角色。最显著的形态是管状的贝壳珠子，经过精细加工，名为琬朋。琬朋因其制作复杂而显得稀有，既用作装饰物，也是交换媒介，也就是承担了货币的部分功能。十六世纪的欧洲商人，在毛皮贸易中认识到了琬朋的重要性，不仅采用琬朋为交换媒介，而且开始自行制造，因而在十六世纪的最后几十年，北美琬朋数量暴增，在烟草等多种交换媒介中脱颖而出，变成跟欧洲人的硬币混合使用的常用货币。

佩戴贝壳珠饰的北美印第安人（1905年）

在讲述琬朋的故事时，杨斌先生有一段在我看来特别重要的讨论，亦即，通过比较琬朋与商周时代中国的海贝，可以对货币的起源问题有新的理解。他认为，这两种贝壳在各自的社会里都是贵重物，可以作为礼物赠送，也是难得的装饰品，还能用于葬礼。当琬朋达到足够数量的供应，就摇身一变，成为货币。而商周时代的海贝，因为一直处在稀缺状态，无法成为通用的交换媒介，错失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货币的机会。

在这里，除了海贝的供应数量，我想还有必要考虑两种影响因素，一是某个社会自身经济发展的程度，二是它与周边的外部世界交往、整合的程度。无论在西亚、埃及还是印度，从实物形式的各类交换媒介发展到按照一定标准制造的金属铸币，期间有一两千年的过渡过程。已知最早的金属铸币，在公元前七世纪前后，相继出现在地中海东岸的吕底亚、印度以及中国。货币史学者并不能肯定地告诉我们，这一历史现象属于同一种制度发明的传播变形，还是不同社会发展的类似条件造成的雷同表现。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，在亚非欧大陆的文明地带最终呈现出来的结果，是以金属铸币作为主导型流通货币的经济模式。

基于如上看法，我想或许可以为《海贝与贝币》讲到的三个“贝币世界”提供一种猜测性的解释。以马尔代夫-孟加拉为中心的贝币世界，属于亚非欧大陆文明地带的交换网络的一部分，不过，是相对边缘的部分。这个交换网络的主体由金属铸币主宰。“贝币世界”的诞生，恰恰是因为金属铸币成为主流，在缺少金属的地方，以相对低成本、标准化高的货贝作为替代物。因此，这个“贝币世界”的性质属于金属铸币体系的附属和补充。

太平洋诸岛和北美的“贝币世界”，与亚非欧大陆并无联系，是各自相对独立发展的。北美洲的贝币，涉及范围看起来也是相当广阔，在北美大陆的东西两侧，以及中西部的密西西比河谷等地，都有使用；但是，就其表现方式而言，尚未发展到标准化制作并且普遍流通的程度，相当于亚非欧大陆出现金币铸币之前的早期阶段。贝币在太平洋诸岛，与北美类似，也是自然形成的交换媒介之一，可以称之为原始货币，但是，由于地理空间、人口规模所限，社会经济交换的规模远远低于亚非欧大陆和北美。

四、先秦中国的海贝

不同于其他各章的叙述方式，杨斌先生在这一章里，没有直接描述先秦中国使用海贝的各方面信息，而是不惜花费大量笔墨，缕述各家观点，从当代一直上溯到司马迁，呈现出学术界的认识状况。读者的初步印象很可能是——众说纷纭、宛如迷雾。

相对而言，学者们基本达成共识的一个问题是，从考古发现能够判定海贝的基本分布特点：就时空而言，有明显的自西向东发展的趋势，而且均在长江以北；就随葬数量而言，新石器时代尚不多见，商代逐步增加，至西周达到最盛，战国中晚期开始减少。由此可见，先秦中国的海贝使用，首先是一个北方的现象，其次是西周时代的风尚。而且，这些出土海贝的自然属性，也没有异议，即可分为三类：绝大多数是货贝，少数是环纹货贝，还有一些拟枣贝。

引起争议的问题是，这些海贝来自哪里，通过何种交通渠道输入中国北方？以往学者的答案俨然进入了“竞猜模式”：印度洋，南中国海，中国东南沿海，山东半岛沿海，琉球，都有可能。困难在于，海贝自己不能告诉我们它产自哪里，而海洋生物学家迄今还不能明确告诉我们，作为热带海洋生物的货贝，在商周时代生存的最北界限在哪里。杨斌先生采信的是彭柯（美国芝加哥大学）、朱岩石（日本国学院大学）两位学者的意见，主张这些海贝来自印度洋，经过中亚的土库曼，走欧亚草原、蒙古草原，到达青海东部或长城地带。这一立场可以概括为“西来说”，相对于来自中国南海、东南沿海等处的说法，属于少数派。

古代中国的铜制仿贝（山西博物馆藏，商代晚期）

五、全球史的写法

全球史作为一种新的历史研究与写作的观念，从二十一世纪初进入中文学界，迄今已经快有二十年了。如何解说这个概念，学者们有各种各样的表达。我想，或许可以用一种不那么严谨的说法，把全球史视为我们这个时代的“新史学”，就好比一百年前，鲁滨孙在美国、梁启超在中国所提倡的“新史学”一样，历史学的发展又到了一个自我革新的关口。全球史的“新”，首先在于它所标榜的“全球视野”，强调人类历史的整体性。因而，全球史所致力的研究趋向，就是要跳出民族国家为框架的思维习惯，探索各种跨国、跨文化、跨区域的历史进程或现象。

现代历史学的特征之一是内部有明确的分工，古、今、中、外，各管一段，各有自己的治史“家法”，很多人都是一生致力于某个极为专门的领域。全球史在欧美起步更早，各种长时段或跨区域的全球史著作出版越来越多，但是，“不够专业”的讥评一直不断，只是整合别人的研究，自己不掌握第一手的资料，等等。在学理层面，这种批评的逻辑是不能成立的，涉及不同范围的历史问题，需要不一样的资料，“第一手”是相对的，视具体的问题语境而定。不过，在现实中，这种批评确实给国内很多历史学专业学者构成了障碍，对全球史仅仅是观望而不肯实践。最早踏出第一步的，是国际知名的中国经济史专家李伯重教授。他的《火枪与账簿：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》是中文全球史写作的开风气之作，将晚明的军事史放在东亚世界的背景之下，从世界潮流的涌动着眼，加以宏观的解释和分析。在该书序言中，他“预先”回答了可能的批评意见：“这是一部集合各家说法的综合性著作，用我自己的方式诠释了其他学者的作品，用我的方式组织他们互异的发现和说法，这都反映了我个人的观点，不仅如此，本书的主线和主要观点也是我提出的。”

岳秀坤评《海贝与贝币》｜以贝币为中心的全球史就分享到这里，了解更多贝币的演变相关的内容，就上闻话理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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