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年来过年的压岁钱怎么花成了一个热议的话题（压岁钱是不是当年必须花掉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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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节已过，很多人感慨，节日期间荷包又瘪了不少，其中一部分支出就是给孩子压岁钱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人们的生活水平快速提高，压岁红包越给越大，成了不少人过春节时的一笔不小的支出。当时，关于压岁钱到底该不该给的话题还曾在社会上引起争论，而对于孩子的压岁钱应如何花也形成了广泛探讨。

（1）行情见涨带来烦恼

上世纪80年代，“压岁钱”这个词屡屡见诸报端，对于这个话题，很多人有话要说。

1986年2月26日，《北京晚报》3版

1988年1月30日《北京日报》2版刊发的《说说“压岁钱”》中也写道，“有一种‘东西’的价码涨得邪乎。开始是五角、一块，以后是三块、五块，最后干脆是一张张的‘大团结’（当时的十元纸币）了。这就是每逢春节都要在民间露一次面的‘压岁钱’。逢年过节，为图个喜庆，老者、长辈给前来拜年的孩子们几个零花钱，本来是人之常情，无可厚非。然而，事情的发展却偏偏到了让人非要说几句不可的地步。”文中提出，压岁钱已经给很多老人增添了负担。家里有七八个孙子、外孙的，整个春节不预备出百十来块的压岁钱，就过不去。

1988年1月30日，《北京日报》2版

1988年3月10日《北京晚报》2版刊发了《惊人的“压岁钱”》一文，内容是垂杨柳四小三年级一班陈秀荣的来信。信中称：“我在班会课上做了个统计，发现同学们的压岁钱数字惊人……全班得压岁钱总计2607元，平均每人得62元。”另外，少先队辅导员让全校各班也统计了一下，有的学生一个人就得到700元压岁钱，全校学生得压岁钱总数约41576元。要知道，当时全校教职工的月工资总额才3677元，连学生压岁钱总额的十分之一都不到。

这种现象不是个例。当年，崇文区教育局对4所小学学生春节期间收“压岁钱”情况做了调查，结果显示：龙潭路、南岗子、永建里、东晓市小学的576名学生，共收压岁钱31483元，人均54元6角6分。

1988年3月10日，《北京晚报》2版

（2）零花钱多了刮起攀比风

分析压岁钱“涨价”的原因，一方面是当时人们的口袋里有钱了；另一方面，也因为独生子女越来越多。有些长辈认为，让孩子吃得好点儿，零花钱多点儿，就是对孩子的关心和爱。（1989年2月3日《北京日报》2版，《改一改给压岁钱的旧俗》）

1989年2月3日，《北京日报》2版

零花钱一下多了起来，在孩子中间形成了一股攀比风。春游带三四十元，有的甚至上百元。一所学校组织去春游，刚一到公园，几个男生就上饭馆“撮一顿”。有些同学比穿新潮服装，不管家中经济条件如何。据调查，有一所学校初一年级的一个班，每人都有一双价值几十元的运动鞋。如果没有，学生就觉得“丢面子”。同学过生日，要送礼，你送一张两元钱的生日卡，我就送一张五元钱的。（1990年5月15日《北京日报》2版，《引导学生树立勤俭节约好风气》）

1990年5月15日，《北京日报》2版

（3）该不该给与怎么给

压岁钱给一些家庭增添了支出。孩子手里的钱太多也引发了家长们的担忧。压岁钱到底该不该继续给、应该怎么给的争论在读者间展开。当时本报曾在《周末话题》栏目中特别开栏探讨，读者来信非常踊跃。

大部分人持不应再给的态度。

崇文区菜蔬公司的傅建刚说：“我早就对压岁钱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有看法，早就认为应该取消它。这压岁钱一年年看涨，你的孩子要了人家的钱，就等于借了人家的债，早晚得还给人家。这无形中增加了精神负担。我们家早在1985年就取消了压岁钱。”

读者成奎说，兄妹六人春节约好互相都不给孩子压岁钱。对来家串门的亲戚朋友给压岁钱的也婉言谢绝。“我们听了听反映，没人说我们‘小气’，也没人说我们不通人情。”（1989年12月30日《北京日报》2版，《去年我家免了压岁钱》）

1989年12月30日，《北京日报》2版

大兴南各庄一韩姓农民说：“如今农民手头富裕了，二三十元拿不出手，压岁钱给一百元已不新鲜。人们也觉得是个负担，可碍于面子，不这么办觉得不合适。我真希望大家一齐破了这个老习惯。”（1990年1月6日《北京日报》2版，《废除压岁钱多数人赞同》）

1990年1月6日，《北京日报》2版

还有人提出了折中的办法。读者“向征”说，“我赞成免掉压岁钱这种旧的习俗，但考虑到传统的做法，一下子破除，不少人不太习惯。他‘投之以桃’，你不‘报之以李’，从感情上也过不去。我建议换个方式过渡一下。如改送压岁钱变赠送小礼物。送一点用得着、有意义、花钱不多、又皆大喜欢的礼物。像一个小书包、一本小人书、一本小字典都可拿得出手。”（1990年1月20日《北京日报》2版，《换个方式行不行》）

1990年1月20日，《北京日报》2版

（4）“一顿揍”引出又一个问题

虽然很多人赞成不再给压岁钱，但大多数家庭碍于人情，在春节时依旧给孩子掏了压岁钱。

孩子们手里的钱怎么花？据老师们反映，除用于购买课外读物、学习用品、日用品外，女生喜欢买零食，男生多用于玩游戏机，看录像。不少孩子因为这个问题和父母产生了摩擦。

本报的小苗版上就刊登过一篇非常有意思的孩子投稿，题目是《我挨了一顿揍》。这个孩子为什么会挨揍？原因是他擅自用40元压岁钱去玩了游戏机。孩子很委屈，“我到底也没明白这个问题，属于我们自己的钱，我们到底能不能自己支配？”

版面：1994年3月13日，《北京日报》7版

小苗版为此特意向孩子们征文，“手中有这么多零花钱，你打算用来做什么？这些钱你能不能随意支配？爸爸妈妈该不该指导你的消费……欢迎大家参加‘手里的钱怎么花’的讨论。”

1989年4月8日，在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里，本市第一家“红领巾银行”宣告成立。它的业务是收储小学生们的压岁钱、零花钱。

1989年4月9日，《北京日报》1版

严格地说，这只是一个小规模的储蓄代办所。开业仪式后，捏着钞票的小学生们立刻排起了长队。在试营业的五天中，“红领巾银行”开了一百多个账户，存款五千多元。（1989年4月9日《北京日报》1版，《本市第一家“红领巾银行”成立》）

此后，全市建起多家“红领巾银行”，帮孩子们养成储蓄的习惯。保险公司也顺势推出少年保险，吸引家长用孩子的压岁钱为孩子投保。

为了引导孩子正确使用压岁钱，家长们也是费尽心思。不少家长领着孩子直奔书店，把压岁钱都换成了“压岁书”。

（5）用压岁钱建起希望小学

在广泛讨论与积极引导下，孩子们的压岁钱越来越多地花在了“裉节儿”上。1993年12月24日，第一座由全国的孩子们捐献压岁钱而建成的“希望工程”——西柏坡希望小学落成了。这里，也凝聚着北京千千万万孩子的心愿与希望。

北京育英学校和西柏坡有着很深的渊源，北京育英学校的前身中共中央供给部小学就是在西柏坡成立的。这次，育英学校的小学生们不光捐赠了6000多元压岁钱，还送来3面大鼓、50面小鼓，让这个山村第一次有了鼓乐队。（1994年1月8日《北京日报》1版，《希望小学的希望》）

版面：1994年1月8日，《北京日报》1版

黑芝麻胡同小学的1000多名同学也把自己的压岁钱捐献出来，支援西柏坡“希望小学”的建设。学校落成后，同学们又将平时节省下的5000余件学习用具贡献出来，学校也挤出经费购买捐赠了50套崭新的课桌椅。（1994年1月3日《北京日报》6版，《黑芝麻胡同小学捐物西柏坡为希望小学再献爱心》）

西柏坡希望小学里还有一摞摞精装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，是北京灯市口小学的孩子们签名寄来的；一架高大漂亮的钢琴是北京展览路一小捐赠的；许多新课桌椅和讲台、幻灯机上面还印着“宣武区教育局”“北京广内一小”“灯市口小学”“宏庙小学”等字样……

后来，在河南桐柏县新集乡希望小学，还有了一个“景山班”。全班43名复学儿童，都是北京景山学校的孩子们用积攒的压岁钱、零用钱捐助的。（1994年11月8日《北京日报》3版，《他们最想要什么？》）

上世纪90年代，正是全国大搞建设的年代。孩子们的压岁钱也曾为此添砖加瓦。

1995年12月30日，《北京日报》1版

1995年年底开始在少先队组织中开展的“红领巾节约行动”得到了全市500多所小学的3万多名小学生的热烈响应。孩子们把自己的零用钱、压岁钱积攒起来，存入银行，支援了祖国建设。（1996年2月20日《北京日报》2版，《孩子的压岁钱可派上用场》）

时至今日，压岁钱该不该给、给了后怎么花，依然没有个适用所有家庭的标准答案。在物质越来越丰富的今天，这可能也将是个长期存在的甜蜜烦恼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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