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政府过年严禁送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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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31年，快要过年了，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下了一道手令，禁止机关在旧历年送礼，理由是，“废历年节，互相馈送，此种繁文殊背节约之旨。”

　　湖南《大公报》刊载了这道手谕，其中提到的“废历年节”，是指农历春节。当时的国民政府在法令上不认可农历春节，合法的“过年”是阳历元旦。民国肇始，就已经确定这一理念。

　　尽管如此，政府的一厢情愿仍然敌不过传统的力量，长沙大多数普通老百姓，直到30年代，还没有来得及习惯这个“洋年”，依然计算着老历时光，盼望过年，延续一如既往的年俗。

　　他们走亲戚拜年，鞠躬作揖，亲戚间互送礼品，肘子、肉、桂圆等，是常见的送礼佳品。

　　官员们则有另一套过年送礼的规则，他们大抵是送支票等钱财物，十分高端，也易滋生腐败。因此，国民政府在推行新生活运动时，也不忘出台各类限制公务员大肆宴请、年节送礼的规定。正如废除旧历春节法令难挡民间的过年习俗一样，各类禁令虽然出台，也难阻官场陋规年节送礼的旧习。

　　在这里，法令、制度与官场、民间旧习，它们犬牙交错而又泾渭分明，各自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空间。

　　拜年弯腰、作揖、磕头，拿上压岁钱端过甜酒桂圆汤

　　1919年2月1日，正月初一。阴霾密布，寒风冷冽，长沙城里到处泥泞不堪。但出门拜年的长沙人却热情高涨，携老扶幼，全家出动，到亲朋家去拜年。即使踩得一脚泥泞也毫不在意。

　　他们毫不在意的，还有民国初建时颁布的法令：禁过旧历年，提倡新历年，也就是元旦。人们延续着旧历年最重要的习俗：“拜年”和“送年礼”，亲戚朋友之间互相拜会，互相祝福，互道吉利话，互送年礼。

　　长沙人拜年，到了主人家，要手敲头门，嘴里喊“恭喜”的吉利话，然后拱手站得笔直，等主人来迎。那时已经没有皇帝，跪拜已不时兴，拜年的人们大多直接以弯腰作揖行拜年礼（1919年2月7日湖南《大公报》）。“初一崽，初二郎，初三初四拜团坊。”出生于1920年的长沙老人袁实之小时候最期待的事，就是过年。一大早换上齐齐整整的新衣服，跟着家里大人四处去拜年，到了门口喊一声：“叔伯娭毑，给您老拜年来哒。”进了屋，给长辈们下跪磕个头，惹得娭毑们笑容满面，忙不迭地给压岁钱，还有一碗热气腾腾的甜酒桂圆汤，里面好大一枚“蛋波波”（鸡蛋）。

　　与传统的拜年方式不同，有一些人不打算惊动主人，“仅从门外投一名片，以代上项礼节”。一些生意人自己不亲往，就使晚辈或佣人持名帖投贺，也算已上门拜过年了。

　　流行于民国时期的投递名片算是一种新时尚。一张民国时期印红名片流传类似于现在的贺年卡。

　　百姓送礼长沙百姓送肘子、冰糖，大户人家还有桃酥、交切等糕点

　　走得近的亲朋，除了说些吉利话拜年之外，还会互送年礼。191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盐城乡土地理》中这样解释，“亲朋以酒物相赠，谓送年礼”。

　　1934年1月4日的一份报纸上，一篇名为《年礼有感》的文章很是感叹了一把“年礼”。“每到过年节的时候，不管阴阳历，凡是知好，必要彼此馈送些礼品，至少两色，多至四色，八色。看个人的交情与经济状况而定。”

　　按照当时送礼的规矩，各个地方略有不同，但大抵都是有图个吉利和表达情感之意。在同一个城市住着的亲朋好友，大多彼此互送礼券，或馈食品。

　　以吃食为主做年礼的长沙人，流行去老字号买年货。1921年出生的张志浩老人说，长沙人过年互赠的点心之类，都讲究要到名牌商店（即有名的店）去买。最有名的当属九如斋，当时有句谚语说，“三吉斋、三元斋、三三得九九如斋。”

　　袁实之老人还记得，那时送的年礼，“吃的东西居多，有肘子、肉、鸡、桂圆、荔枝、冰糖、花生等，还有点心和水果。”

　　张志浩老人说，大户人家送的年礼有蛋糕，桃酥、面白脆、交切、寸金等糕点，还有桂圆、荔枝、蜜枣冰糖。他们对选料极为精心。“比如桂圆，最小的叫枝圆，大一点的叫泡圆，最好最大的才能叫桂圆。”长沙人常去买年货的名店，有稻香村、王茂兴等。

　　1926年2月19日长沙《大公报》说，“南货馆及各酱园门口，真是车水马龙，拥塞门前。八角亭的九如斋，不但买货不到，连他的门坎也踏不上。”可见长沙人买年货的热闹。

　　但官员们可能较少凑这份热闹，1917年，阴历十二月二十九，北洋政府高官吴敬修在北平（今北京）家中举办晚宴，好友张远伯当晚送来年礼四色，“蜜橘、苹果、元宵及酒两瓶”，吴敬修“随答蒓菜二瓶，罐果二瓶，包子一盘，黄糕一盘”，谓之“四色年礼”。

　　可见官民双方，大都没有从内心深处认同政府废止旧历春节的法令，即便国民政府成立之后，率先垂范，大力推行新历法，但民间并不买账，庆贺年节依然如故。在推行新历法最严厉的1930年，当时的《国民日报》和长沙《大公报》上，均有关于旧历新年的记载，“但一般市民却是热热闹闹过新年。长沙乡间比城市热闹”，“没一家不是筹备香纸蜡烛，高贴那鲜红的大春联”。不得已，1934年年初，民国政府放弃强制让民众不过旧历新年，承认“对于旧历年关，除公务机关，民间习俗不宜过多干涉”。

　　官员送礼清朝陋规依然存在，年礼馈送不止

　　与普通百姓不同，民国成立之后，官员们不仅要面对新旧历更迭带来的习俗冲突，他们还要面临每逢年节时，各种“送礼”禁令。这对清朝的官员而言，是怎么也不会想到的。

　　1913年，北洋政府颁布的《官吏服务令》，要求官员不得馈受财物。民国北洋政府高官李景铭认为，官员之间的年礼馈送意味着积重难改的官场陋规，心照不宣的潜规则。

　　李景铭在民国二年（1913年）被选为政治会议议员，出任北京政府财政部赋税司司长。民国四年（1915年）旧历年前，崇文门监督何棪派属下马弁送了李景铭一份“特殊”节礼，里面只有一张5000元的支票。

　　5000块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，四年后鲁迅在北京八道湾11号买的一座三进的四合院才3675元，这被李景铭视为何棪试图贿赂自己，他把这事儿写进了当天的日记。

　　为什么何棪在春节前送了这样一份“大礼”给他？李景铭自己分析，是因为他向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周自齐建言取消崇文门税关“三分加一”的陋规，何棪意欲请他放弃这一建议。

　　崇文门税关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税收关卡，每年征收的税额，居全国各大税关之首。其监督一职，一直被视为“人人垂涎的肥差”。而其征税沿袭清朝“三分加一”的陋规存在已久。

　　并未见到直接史料说明李景铭为何有此建言。但在今人看来，李个人之所以有此表现，与其优异的政治资本有关，毕竟其才37岁，年富力强，又是财政部赋税司司长，仕途可谓一片大好。

　　理想丰满，现实骨感。一次会议上，周自齐直言不讳地告诉李景铭，崇文门陋规在前清时是内务府向上“进贡”的“脂粉费”，如今民国成立，应当归于政府，所以要他“不必过问”。

　　事实上，李景铭并不是唯一一个收了何棪旧历年厚礼的财政部官员。次长张寿龄、部长周自齐分别收到支票5000元和10000元。

　　报明袁世凯之后，这三笔钱被朋分之：—批作财政部“参司年终津贴”，李景铭和其他各司司长各得600金，其余科长以下根据政绩津贴不同，每司所获不超过3000元。财政部人人有份，皆大欢喜。

　　这个关于年礼的故事，仅仅只是当时民国官场上前朝陋规难消的沧海一粟。民国初年，尽管没了“皇帝老儿”这座大山，积疴难消的前清陋规，依然在或深或浅地影响着民国当局政府。

　　上个世纪20年代末的一项农村调查发现，当时的江西寻乌县，县署钱粮艇征柜上仍然还有银水、过节礼等陋规，市价每小洋十二毛折大洋一元，粮柜上却要收十二毛半。经征主任没有薪水，专靠银水及其他陋规养他。过年礼不但要送知事，还要送给财政科长，知事送物，科长送钱（十到二十元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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